當期期刊

第 61 卷・第 4 期
發行於 十二月, 2018

中國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與路徑探討

吳佳勳(Chia-Hsuan Wu)

  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更積極於各種國際場合支持全球化的推動,突顯其由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倡議。本文主張中國的「新型全球化」係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模式,內容主要聚焦於經貿層面,以多元角度探討其推動「新型全球化」訴求的新內涵,並透過具體客觀數據佐證,分析其「新型全球化」的現階段表現與可能面臨的挑戰。最後,剖析中國所具備推動「新型全球化」的相關優勢條件,研判其推動的可能路徑與成效。
  本文主張:中國提出「新型全球化」的動機係為維繫當前全球化的發展格局,藉以維護其受惠於全球化下的利益。其推動「新型全球化」之訴求,雖有矯正當前全球化所衍生的缺失,解決分配與發展失衡等問題,但所推廣的「中國方案」力主政府應持續扮演積極的「發展型國家」角色,亦有明顯維繫其國有資本體制的意圖。政策工具方面,中國以「一帶一路」具體落實其新型全球化倡議,企圖凝聚發展中國家之間合作,包裹其爭取成為發展中國家利益的領導者。但客觀條件上,中國迄今的全球化表現仍然偏中段,並不利爭取國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其新型全球化主張的認同,故研判中國仍需藉由龐大內需市場,同時結合數位科技創新應用模式,提升其推動新型全球化的條件與成效。


經濟國策與企業行為:「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大陸石油與鐵路產業的發展

劉致賢(Chih-Shian Liou)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經濟國策在其大戰略的規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國際權力結構的分布我們可以合理期待身為強權的中國大陸採取擴張型的經濟國策,例如本文所探討的「一帶一路」倡議。然而經濟國策需要靠企業的經營行為予以落實,實際執行狀況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內政商結構的影響。因此本文將企業視作經濟國策中最關鍵的執行者,並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探討企業與全球市場聯結度如何造成經濟國策政策預期以及具體實踐之間的落差。透過比較中國大陸石油與鐵路兩個產業,本文發現同樣受到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權力格局中崛起的有利影響,兩個產業因市場化程度不同而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衝擊也不同,導致在執行「一帶一路」倡議時多元化的企業行為。


中國大陸金融監管困境的制度性分析

蔡中民(Chung-Min Tsai)

  中國大陸在經歷了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後,許多問題也相應而生,例如鋼鐵產能過剩、煤電矛盾、太陽能板企業破產、股市狂跌、地方政府債務高築等,無一不對中央政府造成嚴重的挑戰。就金融產業而言,快速成長的同時也突顯了監管體系的脆弱。國有企業較私有企業享有更為容易的銀行融資以及政策優惠,甚至有能力對抗監管單位的約束。為何過往的一行三會監管架構無法有效治理?監管體制的設計有何缺陷?為何在威權主義國家中,竟然會產生監管俘虜的困境?本文旨在回答上述問題,並以新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切入檢視中國大陸金融產業監管體制的演進過程。本文認為監管體制的不足之根源在於制度設計的矛盾,亦即中國大陸在採用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式的監管體制時,配合國家特殊的政治體制而轉換為行政主導式的監管邏輯。以致監管單位無法規範市場行為,陷入監管失靈的困境。本文嘗試釐清中國大陸政府監管的政治經濟學,以提供威權體制下的國家與市場關係進一步的思考。


工人組織的轉變與路徑差異:東南沿海地方工會與勞工NGO 的比較分析

劉焱(Yan Liu)

  本文基於對東南沿海地方工會與勞工NGO 的考察,從國家統合主義與組織能動實踐的視角出發比較分析了當代工人組織轉變的獨特背景與路徑差異。工會與NGO 在新時期面臨著工人行動增加、國家制度調整以及組織間競爭關係所帶來的合法性危機,兩者均對傳統的工作方式做出調整,分別依託各自的行政力量與結社力量以不同的方式遊走於國家與工人之間,並在介入勞資糾紛、推動集體談判的實踐中呈現出了不同的工作路徑。官方色彩濃厚的工會力圖透過地方性改革走近工人,強大的行政力量與體制資源在為其帶來優勢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其變革的走向。生發於民間的草根NGO 借助多元的社會力量與分散的資金來源發展出了靈活的組織策略,但也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如何在國家治理運動中尋求工人維權與基層維穩的微妙平衡成為其生存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