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期期刊

第 60 卷・第 3 期
發行於 九月, 2017

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習近平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

王宏仁(Hung-Jen Wang)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面臨一種新的兩難:一方面要強調主權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又必須對西方世界做出妥協。前者需要凸顯中國的利益,後者則要求中國做出犧牲,兩者同時並行的矛盾造成抉擇上的困境。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的新願景,並以「新型大國關係」為主軸。然而,「中國夢」所提出的「奮發有為」,是否將脫離原先胡錦濤「和諧世界」的外交政策,並能夠與美國相抗衡?本文試圖檢視大陸近年來的和平外交主張與內容,並探尋其中的轉變與新意。


東亞安全困境為何不易緩解?無政府秩序形態演進與中國崛起制約

張雅君(Ya-Chun Chang)

  自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政治與經濟呈現大幅背離,以致安全困境始終未能有效緩解。本文從Barry Buzan無政府狀態論述,指出其背景在於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東亞日漸形成以主權國家為核心之無政府秩序形態,東亞國家習於以權力平衡確保主權與安全,以致東亞區域結構緊張,相互依賴的安全溢出作用受限。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崛起過於快速導致東亞國家間實力不對稱性擴大,反而深化東亞總體關係由於國家類型、意識形態和領土因素綜合呈現之敵意性,中國睦鄰外交實踐的友善效應更因而被稀釋,安全建制亦因而無法在促進東亞安全困境緩解上發揮明確效益。


大陸農村基層金融組織的發展內涵:從山西蒲韓社區出發

陳永生(Yong-Sheng Chen)

  農村發展需要金融支援,大陸當局以往建立起的正規農村金融體系看似完備,但績效不彰。從宏觀上看,農村金融系統資金有反向城市非農部門外流的趨勢;在微觀層面,農民「貸款難」及「貸款貴」的情況未見紓解。面對長期政策績效不彰的困局,大陸當局改弦易轍,逐步推動非正規金融的試點,改由農村微型金融及合作金融機構的試點與發展,以期改善農村金融的供給。本文經由山西蒲韓社區金融組織發展之案例,從基層之村級金融組織的萌發,擴張至農村信用合作及小額貸款公司的制度誘發性過程,探索大陸農村金融組織的微觀發展邏輯,以及指出一些制度局限條件所產生的績效變遷。


彭真和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工農生產及城市建設(1958~1960)

鍾延麟(Yen-Lin Chung)

  中共「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危害已眾所周知。「文革」前跨足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彭真,如何投入此一運動的問題,現有相關文獻較少聚焦在他擔任中共首都領導人的角色和活動,亦即其如何領導和管理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以及造成的政策影響。本文指出:在京畿農業和工業「大躍進」上,彭真親自開會鼓吹農業高產指標,動員投入大煉鋼鐵行列,並藉機發展當地的有關產業。在城市建設上,彭真戮力準時完成中央交付的首都「十大工程」任務,既為國慶十周年獻禮,也為「大躍進」宣傳和助陣。無可否認地,彭真在運動期間亦有成效不彰、可資爭議的市政規劃和舉措。彭真在北京市推行運動不遺餘力,致使中共的首善之區也出現了欲速不達的弊病和缺糧饑饉的危機。彭真晚年回顧相關歷史時,因為「十大工程」的正面聲譽和影響,特別重視記述其自身對之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