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9卷・第 2期
發行於 六月, 2016
| 各期期刊 |
一個刻板印象，兩種不同政策：比較兩岸在非洲的「神農」們
劉曉鵬(Philip Hsiao-Pong Liu)
中國大陸研究 ； 59卷2期 (2016 / 06 / 01) ， P1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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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兩岸援助論述中的「神農」們如何反映出政策與種族刻板印象。1980年代前，中國強調非洲人極為崇敬無私農業援助。然而，改革開放後中國混合援助與投資，不僅改善援助效率，也壯大在非洲的投資。因此，當代論述變成非洲人崇敬中國農企業。相較於中國的混合式援助政策，台灣半世紀來仍習於無利可圖的援助模式，因此論述都是非洲人極為崇敬無私援助。作者主張為改善援助效率並準備來日中國的外交挑戰，台北應考慮北京模式進行援外改革。
穩定壓倒一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天津市的發展模式探討
陳蓉怡(Rung-Yi Chen)
中國大陸研究 ； 59卷2期 (2016 / 06 / 01) ， P37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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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長機器模式能否通則化解釋所有中國大陸城市的發展軌跡？奠基於分權化的背景以及預設城市的競爭性之下，成長機器概念被大量的運用於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然而，這樣的推論必須考量到中國大陸幹部特殊的政績機會主義以及城市初始條件的限制；本文以天津為個案，提出超穩定機器的城市發展模式，研究顯示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的天津當局，更強調社會維穩甚於經濟增長，對於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的調控成為城市政治的優先議程。本文認為，天津個案可以與成長機器、發展型國家甚至是企業家型國家等中國大陸城市研究理論框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另兩個有趣的實務問題則是，面對全新的政治生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轉化？中共當局已然強調未來將不再以GDP論英雄，超穩定的發展思維有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替代模式，值得觀察。
彭真在「文革」前中共對外關係中的角色和活動（1949～1966）
鍾延麟(Yen-Lin Chung)
中國大陸研究 ； 59卷2期 (2016 / 06 / 01) ， P67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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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彭真對中共早期對外關係與工作的參與程度和活動情況，現有的中、西文獻皆對之注意不夠、甚至是低估忽視。彭真在「文革」前經常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高層會議（尤其是政治局常委會），直接與聞重大對外決策的形成過程；他以中央書記處第二號人物的身分，也時常過問黨和政府對外部門和事務的領導工作。彭真的對外活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協助中央處理對蘇聯的關係，多次參與中蘇高層會談，身處與蘇鬥爭和辯論的最前線，每以強硬的反「修正主義」者面貌示人。二、頻繁接見外賓，一方面介紹和辯護中共的治國政策和結果；另一方面宣傳和推銷中共反「蘇修」主張和對外政策。三、以政黨外交或議會外交為名出國訪問，力在增進邦誼和拉攏友黨，在國際上為中共爭取「反帝」、「反修」和「反殖民主義」的戰略夥伴。四、主持首都外交，既向其他共黨國家首都兜售執政經驗，也藉由與非邦交國城市的往來，拓展雙邊實質關係；同時著力發揮北京市作為中共對外窗口和講台的角色。彭真在對外關係的忠於職守和恪遵使命，可謂是毛澤東激進對外政策的一名主要幫手和得力推手。如此讓彭真聞名國際和享譽國內，中共中央在對外事務上也有對之進一步委以重任的趨勢；惟因彭真在「文革」初倒台而中斷告止。彭真在「改革開放」時期因其職權分工和年邁高齡，他在對外工作上的重要性和活躍度，已不能與「文革」以前的盛況相比。
轉型策略、制度變遷與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大陸財政轉移支付之研究
曹海濤(Hai-Tao Tsao)
中國大陸研究 ； 59卷2期 (2016 / 06 / 01) ， P103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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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呈現反均等化的特徵，本文分析這種反均等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背後的邏輯。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現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形成及運作，是市場化轉型過程中，中央的改革策略（分權與政府退縮）、財政制度變遷（財政包乾制和分稅制）、中央與地方博弈共同作用的結果。準此，雖然分稅制改革前（1979~1993）與分稅制改革後（1994～迄今）的財政轉移支付都沒有達成均等化目標，但兩者背後的運作機理有所不同。分稅制改革前，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是因為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由而衍生政府退縮（減少支出）之結果；分稅制改革後，財政轉移支付的反均等化，是中央－地方博弈後制度設計（稅收返還和專項轉移支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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